80后导演周子陽是个感性的人，这点从他很爱哭可以证明。第一次和制片方一起看《老兽》完片后，周子陽独自躲在房间里酣畅地流泪；在等待台湾金马奖领奖的间歇，他突然悲喜交集，又是一阵哭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动情之处，他的眼圈又红了。

　　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轻导演，周子陽倾其十年之力，终于拍成自己的首部电影《老兽》，影片今年在第十一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甫一亮相即大受好评，斩获3个奖项，并在刚刚落幕的第54届台湾金马奖上获得最佳原著剧本、最佳男主角和金马影评人费比西三个奖项。

　　“金马”载誉而归，《老兽》也趁热打铁确定于本周一上映。曾经为了拍电影辞职，最穷时兜里只有两元钱，挣扎于温饱的周子陽终于苦尽甘来，在人们都强调变通与机会的时候，周子陽却要用自己的不变来证明那句老话：有志者事竟成。

　　高考0分、好友去世

　　发现电影比语言更有力

　　周子陽的人生轨迹目前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岁之前、20至30岁、30岁以后，而在他看来，自己人生最为重要的时候是二十五六岁，那时他基本形成了现在的思想，形成了他对电影的认识、他的电影语言和电影美学。

　　周子陽1983年出生于内蒙古，从小淘气，“初中高中都贪玩，高中上数学、物理、化学课时逃课，都是去录像厅看电影，那时也不叫热爱，就是瞎看。”

　　“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周子陽在20岁时迎来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成为学校校史上唯一一个高考得零分的学生：“因为我拿手机进了考场，那时觉得也无所谓就拿进去了，结果被视为作弊，得了零分。”周子陽的父亲是小学老师，看着父亲同事的孩子都纷纷考上重点大学，而他却是高考零分，周子陽开始有了心事，他深深地觉得对不起父亲，“那时上街，要是远远地看见熟人会立刻绕道而行。”

　　就在复读时，周子陽最好的朋友之一，因为车祸意外离世，周子陽对记者说那时他性格大变，原来跟同学爱说笑的他变得沉默，“变得不善表达，不愿意和别人交流，甚至有些自闭，尤其是大一大二时。”周子陽高考复读时报的是艺考生，那时候他白天上文化课，晚上睡不着就画画，每天只睡两个小时。

　　考上大学后，别的同学每天就是玩游戏、谈恋爱，周子陽却因为朋友突然去世的事情，想搞明白生命是怎么回事，“那时就看了大量哲学书，艺术电影，电影史，看欧洲那些重要的艺术片，这些讲生命、情感的艺术片一下子打中我，就像受了洗礼，原来电影可以讲得这么透彻丰富，电影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理解，情感的认知，完全被电影吸引了。我突然觉得语言变得苍白无力，电影更有分量，更立体，它可以把你对生命的理解容纳进去，那时就想拍电影，把想说的话用电影的方式，告诉我认为重要的人。”

　　信用卡被刷爆

　　最穷时兜里只有两元钱

　　2009年周子陽在鄂尔多斯的一家网吧看电影时，看到北京一家公司招聘，和电影相关，他就投递了简历并被录取，就这样，周子陽来到了北京，但是一年后他辞职了，因为“迫切想拍电影”，他当时只有6000元存款，“决定去世界最高的地方冷静一下”，就去了西藏，回来时剩2000元，花了三四个月写完一个剧本，想找20万投资，结果找了三四个月，别说20万，四五万都找不到：“电影工业那时不理想，艺术片死气沉沉，欧洲基金也不好申请，2000花没了，我办了四五张信用卡，都被我刷爆了，所以我现在在银行的信用记录不好。”周子陽说那时的自己很极端，不接银行电话，也不向家里、朋友开口借钱，“我已经28岁了，有能力找工作，为什么还要去借钱呢？”

　　周子陽那时候和同样爱电影的好朋友一起住在天通苑，两人还想着买辆二手三轮车，从地铁口到居民区载客，只要能满足温饱就行，“剧情片太贵，那我们就拍纪录片，一天晚上，我和一个朋友在城里见面，他等了我很久，我才到，我说我是走过来的，就剩下两块钱了，晚上还要坐车回天通苑，朋友听了后哭得好伤心。”

　　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周子陽最后还是听劝找了工作，“朋友们劝我还是改变生活状态，沉淀两年再拍电影可能更好些，我挣扎那么久很难受，每天为下一顿饭考虑、焦灼，所以我也同意找工作了，在一家动画公司待了2年。”

　　2013年，周子陽三十而立，这一年他结婚了，而且工作也走上了正轨，挣钱养家已不是问题，这时他又辞职了，因为他的电影梦还未实现，看着自己已经过了26岁、28岁，他觉得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感觉自己像行尸走肉一样。”

　　辞职后，周子陽从老家听说一个熟人的家庭，孩子们把父亲绑架的事件，“这刺痛了我，我开始以此写剧本，第一稿写完是2015年9月，写了快两年的时间，去参加First影展时是第八稿，拍摄时是第16稿。”这就是一鸣惊人的电影《老兽》。

　　《老兽》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奖，这个意外的奖项让周子陽在独自等待领奖的空隙哭了一会儿。周子陽说写烂剧本太容易，几天就能写完，但如果对自己要求高，是很难的，“我拍第一部电影不能随便拍，要有高标准，之前说的那几个导演，他们的第一部作品都在电影史占有一席之地，如果你的作品在电影语言上没有奉献的话，那么分量不重。所以对我来说，第一次做导演不是简单拍一部电影就可以的，心力挣扎，内耗很多，每天要求自己规律克制地写，每天要写几场，晚上看一两个电影后再写，不是凭兴趣写剧本，这种规律性写作会让你的思考一直保持清醒，偶尔有几场戏会触动灵光，但主要还是冷静克制。我的第一稿写得很快，二三十天就写完了，但之前写大纲花了一年多。”

　　人生感悟受梦境启发

　　梦境中意识到家人比电影更重要

　　《老兽》中出现过几次梦境，像片中的白马，就来自于周子陽自己的梦，“不过，电影里只出现了一匹马，其实我梦的是一群马，可是一匹马就够贵的了，我们没钱。”

　　周子陽爱做梦，30岁前主要做两个梦，一是自己参加高考，总是急醒：“不是已经考上大学了吗？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可见，高考得0分给我的心理阴影太大了。第二个梦就是好朋友没有去世。”

　　做梦对周子陽意义重大，“好多梦境里的观点，影响了我对现实的判断，这种潜意识启发了我，有人得到感悟和启发是靠事、人，我是靠梦。”

　　周子陽上大学时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白发苍苍地在一个山洞里，躺在长条椅上，“我以前和家人关系不是很亲密，也曾很叛逆，但是这个梦让我清醒意识到和家人的亲密，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我给家里打电话，哽咽地说不出话。”

　　还有一次是今年参加First影展前后，周子陽梦到自己被坏人紧紧抱住，对方朝他腹部开了一枪：“那个子弹就慢慢慢慢从腹部往我身上走，疼痛持续了有十来分钟，我一点一点地感觉自己的灵魂离开了，被疼醒后，出了一身汗，我当时在梦里就想着‘我不能死，我还有家人和孩子’，这个梦让我意识到家人和孩子比电影更重要，而在我二十五六岁时，会觉得电影更重要。”

　　结婚有了孩子后，周子陽说做梦不再像以前那么频繁，但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写剧本艰难时会做梦：“一次，我梦到有人说：‘你写的都是什么啊，去看看今年威尼斯金狮奖和柏林金熊奖影片吧’，然后，我就真的在梦里看完了两部电影，觉得电影拍得太牛了，我在梦中使劲跟自己说要把受到的启发写出来，这时候两个电影在慢慢消失变成一个了，我就硬爬起来，在早上三四点写了下来，过几天再看觉得也没那么精彩，但它们在梦里真的无比精彩。”

　　对于自己时常被梦启发，周子陽分析说可能是因为他二十至二十五六岁那时不爱表达，但是所思所想所感都在脑中反复思考循环，存储酝酿，让自己的潜意识受到了影响。

　　不做主流导演

　　希望能以作品精准地描述这个时代

　　爱做梦的周子陽现实中是一个清醒的人，“老家的朋友说，你做什么艺术片啊，先挣钱多好，可是每次我清晨醒来时都高度清醒，提醒自己，对于未来怎么走，我要拍什么，千万不能偏离。”。

　　周子陽的第一部电影选择了《老兽》，因为他想表达现今社会基本道德标准的丧失。主人公老杨与孩子之间误会丛生，导致了一场让人唏嘘的家庭悲剧，老杨和孩子站在各自的立场，都觉得自己委屈，对方不对，周子陽说这也是源自于自己的梦境所得：“你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老杨的孩子们看到的也许不是真相，但是渐渐地，他们也没耐心看到真相了。”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老杨就是这样一个人，周子陽说这个人物没有原型，可是人们在看时会感觉似曾相识，“前几年鄂尔多斯经济崩塌，让我看到人性的丑恶，尤其是恶和自私，以钱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而不是以前的道义、仁义，不光是在我老家，主流大范围内的社会也是如此，一开口就问‘挣多少钱？’基本的道德标准丧失了，以前说得意时不骄不躁，失意时不卑不亢，现在得意时又骄又躁，失意时卑躬屈膝，价值观扭曲，很可怕。”

　　周子陽同情老杨，“这样我的表达才站得住，他的底色是有善意的，他做坏事都是拆东墙补西墙，不是为了自己，是帮别人忙，出发点是善的，但他的性格将这个人物逼向边缘化，他曾经有过富足的经历，但是没落后，大家排斥他，如果他还有钱，我想身边人不会拒绝他。人是丰富的立体的，才是真实的。”

　　周子陽喜欢的导演有基耶斯洛夫斯基、克里斯蒂安·蒙吉，阿斯哈·法哈蒂、库斯图里卡，他希望自己的电影在美学方面接近戏剧性和哲学性，“我虽然能看特别闷的艺术片，但是不想做这样的电影，我希望像这几位导演一样从生活的冲突入手，精准地描述这个时代。”

　　周子陽不害怕成为“小众导演”：“我不做主流导演，这几位导演的电影在他们国家也不是票房主流，但是他们的电影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哪怕看到的人不多，但是，只要看到了，比如我，就会从这些电影中受到影响，而且现在喜欢这类电影的观众越来越多，市场已经非常棒了。”

　　周子陽的下一部作品大纲已经做了好久：“是受新闻事件启发，《老兽》的宣传结束后马上写剧本，依然是通过家庭的事件，讲述这个时代下的道德困境。“

　　为《老兽》，周子陽流了不少眼泪，可是在影片杀青的前一天，他说自己和男主演涂们端着茶杯对坐而微笑不语：“我们很清楚，想要表达的都拍到了，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坚持，可能不会有这么深的感受，那么难都挺过来了，拍出来就非常欣慰，十年啊，没有白坚持。”

　　在鄂尔多斯不但没挣到钱连借家人的钱都一分不剩

　　周子陽在大三拍了部短片去参展并受到鼓励，坚定了自己的电影之路，“那时候看到消息说索德伯格26岁就拿到了柏林电影节的金棕榈奖，贾樟柯28岁就以《小武》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青年论坛大奖，我说不行，我也得在26岁前拍出长片处女作。”

　　这种“时不我待”的心情，其实还是源于周子陽好友的突然去世，“我在20岁以后感觉生命太脆弱了，我曾经给自己写过几行字，写着假如生命只有三年，我想留下一部电影，觉得这样生命就没有遗憾了，至少我存在过，当时就是这么极端。”

　　周子陽的电影之路充满艰辛，大学时他学的是工业设计，并非科班出身，毕业时和同学一起做了一部剧情片和一部纪录片，虽然也参加影展赢得赞誉，但是对他们的未来发展没有任何帮助，“因为那时艺术电影被视为边缘小众，很难找到投资，而且拍摄那部剧情片的经历也让我受刺激，我是副导演，看到导演不被投资人尊重，想骂就骂，让我决心一定得走独立制片的道路。”

　　这时适逢鄂尔多斯的经济高速发展，同学让他回来一起挣钱，周子陽心里想着挣些钱有了积蓄就去美国读书，然后独立制片，于是就去了，“没想到不但一毛钱没挣到，连跟家里人借的钱都花完了。”

　　周子陽在鄂尔多斯待了七八个月，“好朋友都打麻将，我在旁边的屋子里看电影，他们渴了会喊我，我就去倒水。我通常在下午两三点起床，有一天我起来后站在阳台上看楼下的人走来走去，看老人、小孩打着呵欠，一个年轻人骑着电动车，后面带着女友或是老婆，我突然感觉‘苍生如雀’，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多么重要，这么想着就流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