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怕出名猪怕壮。当郭德钢火了，自然就有一段抹不去的往事相随。当周涛生子后再次登上春晚舞台，她的那段不得不说的往事也来了。当《洗唰唰》火得上了央视元宵晚会后，我估计类似的事件也随之不远了。果然，“抄袭的证据”摆在他们以及百代面前，昨晚看新浪直播，我觉得百代的危机公关能力不错，尤其是公开信的措辞以及推出各大奖项的评选，我认为是相当明智之举。

　　天下文章一大抄，何况是几个音符的音乐。从一个歌迷角度而言，我是不在乎花儿的音乐是从哪儿“抄”来的，因为我不是音乐上的专家。我想，花儿以及《洗洗唰唰》能走到今天，的确是很多我这样的井底之蛙的歌迷喜欢上了他们的音乐。从歌迷的角度，版权分享等专业问题可能不会考虑太多，就是忠实于自己的听觉感受。假如海外音乐能像美国大片一样在内地普及到很广的程度，我想，花儿还会用更好的方式被我们接受。

　　其次，我觉得花儿退出排行榜颁奖是最聪明的。我觉得内地排行榜就是小圈子的商业行为，做不到绝对客观与公平，特别是很多地方台办的所谓排行榜，也就是个商演的幌子。

　　把排行榜形式率先带到内地的是广东的音乐人与传媒。10多年前，我大学毕业到某电视台工作，恰逢内地歌坛原创兴起之时，北京的大地唱片与广州的太平洋、新时代遥相呼应，把南方作为了宣传的重镇。南方不是媒体中心，但那里的歌迷很热情，那里的电台DJ更热情。我是那几位著名DJ的工作伙伴，他们每次接到一个歌手的宣传，就请我做策划、当参谋。那时做歌手宣传是很辛苦的，我总结为“三陪”，陪上节目、陪旅游、陪宵夜。记得高林生到南方宣传《牵挂你的人是我》是一月，他一到就说：长这么大还没见过雪，第二天，就大雪纷飞，于是宣传就改成了看雪景。那时媒体与歌手、唱片公司是在交朋友，关键还体现在给记者的车马费的处理上。

　　记得林依轮来宁宣传《爱情鸟》时，带的车马费是一箱10元的现钞，当时所有记者拿到信封时先是一惊：想不到这胖子(当时林依轮的确较壮)很大方！后来又一惊：原来是20张10元的，内地歌手不容易啊！那时侯记者还是只认作品不认钱的时候，一看林依轮歌迷会的现场表演，就下决心把他在南方捧红。于是众志成城，一年后，在《光荣与梦想》的演唱会上，第一次在万人体育馆登台的林依轮被观众肯定的掌声包围着，那掌声让林依轮和他的经纪人赵晓敏泪流满面，也让随后登台的那英上不了舞台，当时老那还不认识林依轮，她被呼唤林依轮的掌声堵在台口，进退两难。

　　参加1994年《光荣与梦想》演唱会的有北京与广州的各大唱片公司的老总、企宣和歌手，我记得还有杜昊、罗琦，杜昊的歌声让金兆钧等人热泪盈眶。后来，北京、广州等地的颁奖演出逐步增多，我们也飞来飞去，成为排行榜最忠实的观摩者。印象深的是张树荣在首体的《丹侬之夜排行榜颁奖》。张树荣老师很不时尚，我总觉得他的气质代表着我党宣传干部的光辉形象，但他往首体舞台上一站，清脆雄亮的嗓子一开，那首体还就沸腾了，对比如今排行榜的主持人的性别模糊的审美趋向，只能说时代不同了。当时我虽是被邀的嘉宾，但在场内却没有座，站在舞台下看着熟悉的歌手朋友们再次唱起熟悉的歌，不禁激情飞扬。那天站在我旁边看《丹侬之夜》的是刘蓓，当时她刚演完《过把瘾》，她比我厉害，从头唱到尾、喊到尾，底气十足，后来我才知道，她从小是学青衣的。

　　后来全国各地都在做排行榜颁奖演出。记得是1996年夏天，大地唱片转到华北大酒店后，我去拜访三宝、赵小源，发现办公室里一堆排行榜的奖杯大多成了几位音乐人的烟灰缸。当时我有点惊讶，现在想来可以理解：生活最重要，其他的是闲事而已。所以，“抄袭事件”不会让花儿榭了，他们退出排行榜颁奖，只会增涨他们商演的出场费，花儿最大的奖杯就是已经喜欢上他们的亿万歌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