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报道

　　杜美如出生于1930年，是杜月笙与京剧名伶姚玉兰所生的长女，她与父亲相处的主要时光集中在抗战期间及杜月笙1949年客居香港之后。在采访中，她首先表示父亲的成就是“时势造英雄”，并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杜月笙的故事。

　　贾樟柯：有关您父亲的传记出版了很多种，我们特别希望您能为我们谈谈您眼中的杜先生。

　　杜美如：我父亲出生在浦东高桥，家里很穷，他1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6岁的时候母亲为他生了个妹妹，产后就死了，家里穷得连棺材都买不起。他们用席子把她卷起来，拿烂泥土把她埋一埋，后来这里长了一棵树。之后他成了孤儿，万墨林(杜月笙的姑表弟)的爸爸带他。他真是调皮，也不听话，常惹事惹祸，也不好好念书，出去跟那些小孩一块玩，他就说这些孩子都是他的喽啰。还说我做瘪三也要做瘪三头。有一天，不知道他闯了什么祸，万墨林的爸爸把他绑到树上打他，后来他的那些喽啰们把他从树上放下来。放下来之后，他就逃到浦西去了，开始了流浪的生涯。他走的时候跟自己的喽啰们说：我不好，就不回来。后来他好了回去了，带了好多东西要给万墨林的爸爸，万墨林的爸爸躲起来，怕死他了，以为他要去跟他算老账呢。结果他就把他请出来，他说我要给你磕个头，他说你不打我，我不会有今天，大家就很开心。

　　贾樟柯：我们知道，您父亲和戴笠非常要好，您小时候见过他吗？

　　杜美如：我知道的戴伯伯，戴老板，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偶尔来看我父亲。哎哟，一个电话打来了，所有的人都得关起门来，他见我父亲，我们都得待在屋里，不能出来的。有一天他问：你的女儿怎么样？我父亲把我叫出去了。我看见他，我真是抖啊，他那两个眼睛，眼珠子都是黑的，像水一样的，好像一看就看到后脑勺，很害怕的。他杀气好重。后来，我叫他一声戴伯伯。他说你好吗，你在哪里念书呀？他就问这些话。然后，我说了一声“我很好”就赶紧跑开了。

　　他要来看我父亲，旁边不能有一个佣人，都得走开。他来如果正好赶上我父亲抽鸦片烟，大家就要帮父亲闻袖子有没有烟味，他穿袍子，所以我们还要给他喷香水。佣人把鸦片烟具搁到床底下藏起来，躲进屋里。我父亲用湿毛巾擦脸，擦到没有鸦片烟味道。因为戴伯伯要管他的，他会说：你怎么又抽啦？

　　其实，他也怕我父亲，我父亲也怕他。很奇怪的两个人。

　　等到他过世，我父亲听到这个消息，精神分裂症了，一下子不认识人了。我们住七楼，他就开窗子往下跳啊。他很伤心，他说：完了完了完了！

　　……

　　那个时候大家要撤退了，要撤到香港，决定走了。我父亲是5月27号坐“海燕”号轮船走的，从上海往吴淞口外开，他看见岸上的申星纱厂，他说：想不想得到，我杜月笙今天会离开上海？他说他母亲在申星纱厂里头当过女工，一个月就赚两毛钱。船离上海越来越远，四周白茫茫一片，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了。

　　(贾樟柯采访杜美如实录节选，片方提供)

　　贾樟柯史诗巨片《上海传奇》于去年5月31日在上海开机，已历时7个月之久，其间剧组穿梭于上海、香港、台北三地，访问了60多位各个年龄的上海人，串起了上海的空间记忆。

　　昨日记者获悉，两天前《上海传奇》剧组为了一位传奇老人再次集结，这位老人便是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女士。在这之前，贾樟柯为了这次追访已筹划了5个月。

　　去年9月，贾樟柯曾托朋友寻找杜月笙先生的长女杜美如，得知杜女士客居中东安曼，剧组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委托外事部门办理去约旦的手续，想拉队去中东拍摄，最终因为手续问题未能成行。之后，贾樟柯还曾想找半岛电视台的朋友代为访问，但采访只能用英文或阿拉伯文完成，这显然又不符合剧组的要求。最后贾樟柯和杜美如约定，待杜女士2010年返沪过春节时再进行拍摄。两天前，剧组收到消息，杜美如女士已抵达上海，于是《上海传奇》剧组紧急集结。

　　杜月笙，上世纪上海滩的风云人物，20年代成为青帮头目，抗战胜利后又“晋升”为政治人物。贾樟柯认为，虽然杜先生并未受过严谨的教育，却在十里洋场创造了人生奇迹，“杜月笙与上海密不可分，有关他的种种传闻不绝于耳。这几年随着国内环境的开放，杜先生抗战期间的作为和1949年前后的选择，也成为人们谈论的焦点。杜先生的人生代表了整个旧上海的生死沉浮，如果影片中没有他的段落，很难令人信服。”

　　据悉，由于《上海传奇》投资金额充足，所以每当有新的人物线索或重要的突发事件出现，都能够有足够的财力让贾樟柯奔赴各地进行拍摄。贾导透露，这部影片将一改其以往长镜头的风格，展现出爱森斯坦电影的美学，而这种气质跟上海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创伤与历史感也能够完美地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