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芙蓉镇》是“历史的必然”

谢晋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说过“要拍能够留得住的电影”，并希望“生命结束在摄影机旁”，“文革”结束后，爱电影到“痴迷”程度的谢晋，创作权利一旦重新恢复，就一连串拍出了《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高山下的花环》（1984）等多部在电影史中“留得住”的电影。1986年谢晋拍出了《芙蓉镇》，这部“大作品”将其推向又一个电影创作的高峰，谢导称之为“历史的必然”。

原本水华导演想拍这部戏

在影片拍摄之前，古华的这部小说就已经很有影响力了，这部作品发表于1981年，1982年获得了首届茅盾文学奖。《芙蓉镇》最初是被北影厂拿下来的，而确定的是女导演王好为来执导，刘晓庆主演，她们两个也合作过几部片子，但是剧本被“枪毙”，后来北影厂很优秀的老导演水华知道后非常想拍，可厂里还是不松口。作家古华知道后很生气。后来陈荒煤告诉古华，赶紧去找谢导，可能他会想拍而且拍得好。北影厂知道后着急了，怎么让上影厂谢晋去拍了，就想赶紧把本子要回来，但是古华不同意。陈荒煤知道后去北影厂做工作，我得知水华想拍，就对陈荒煤说：“水华老大哥想拍，我理所当然要让出来。”作家古华坚持给上影，我当时在上影拍戏的主动权很强，厂长徐桑楚也很赞成，于是就拍成了。

《芙蓉镇》实践“巨片意识”

在拍《芙蓉镇》之前，我提出中国导演应该有巨片意识，当时是有感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影片表现的只是“杯水风波”。我说的要有巨片意识，不是说我要拍巨片，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完全相同的，巨片意识不仅指场面宏大，更主要的是指内涵和立意的丰富与深邃。你想想，十年动乱过去了，拨乱反正的十年也过去了，我拍《芙蓉镇》的时候是1986年，正是经过十年的沉淀，我不止一次地说过那正是一个出大作品、大影片的时代，这不是我的主观幻想，而是中外文学艺术的一个规律。我很同意一位文学界朋友的看法，中国的莎士比亚可能就出现在写“文革”的题材上，其实重要的作品恰恰是出现在“有裂缝”的时代，因为人们会更清醒地认识一切事。所以当时我对剧组的同事们讲，原作提供了拍摄一部内涵深刻的大片子的可能，但能不能拍好，还要靠大家的忧患意识和责任心。

反思情感一脉相承

《天云山传奇》出来后，产生的社会效应之强烈，是我未曾料想到的。我收到几万封观众来信，其中甚至有血书，有万言信，这在现在是很难想象的。当时正躺在医院进行治疗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听说这部影片要禁演，得知我要去医院探望他时，他对医生说：“《天云山传奇》的导演要来看我，给我注射强心针和止痛剂，我要好好见见这位朋友。”我甚至听到人家告诉我，他的一位朋友看完《天云山传奇》后自杀了，因为不堪忍受内心的谴责。我觉得中国电影与中国人民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在全世界恐怕都是罕见的。就是有了《天云山传奇》对我的这种震撼力，后来才会有《芙蓉镇》，绝不是什么心血来潮，而是与我前几部作品的反思主题一脉相承。其实我想并不是我的戏有多么好，而是因为那个集体反思的年代，我认为是时代造就了我的电影，并不是我多么迫切地希望观众来看，这是两回事情。

费劲周折终于面世

影片从剧本阶段就费周折，而等到影片拍好了竟然不许放映。《芙蓉镇》影片首映的时候姜文和刘晓庆已经到了上海，但是得到通知让他们不要出席。首映式在离我家很近的美琪电影院，我和电影局的副局长已经站在台上了，在得知演员来不了的消息时，台下已经是人山人海，玻璃窗都被挤破了。我只好向观众们道歉说飞机误点他们没能到，只能我一个人和观众见面了，电影还是照常放，电影票的票根大家留好，过些时候还会安排演员与大家见面，再给大家放。结果一个多月后，正式公映。后来得到的消息是，国内可以公开放映，不能参加国外影展。我到中宣部进行辩论，后来勉强同意国外也可以去了。

“文革”后我的电影从《天云山传奇》开始，到《牧马人》，再到《芙蓉镇》，在当时都遇到了麻烦，可后来事实证明，这三部电影不仅不应该批判，而确确实实是在推动历史前进的。